陈思和:为什么现代出版业是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读书人从士大夫阶层到知识分子的转变,现代出版业的诞生是一个标志。”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诞生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无数个“第一”,而在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看来,商务印书馆早期最重要的主持者张元济投身出版业的过程,本身就是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出现的信号。在由静安区文化局、商务印书馆与大夏读书会主办的“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中,陈思和系统阐释剖析了现代知识分子形成的过程与出版业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中,曾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的张元济举足轻重。在他主持期间,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集资4千元,在上海江西路租了三间屋子,买了两台印刷机器,创立商务印书馆。此时的张元济正循着儒家科举考试的道路,从秀才、举人考到进士,先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革职永不续用,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在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士。在此期间,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1903年初,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译所所长。他和夏瑞芳约好,说“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意思就是要在商务印书馆实现普及教育、以教育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理想。

 

“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传’,即把知识和思想传播出去。要实现‘传’,一在出版,二在教育。”陈思和指出,1898年戊戌革命失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改革派失势了,支持改革的官员受到处分,除了张元济,还有后来当了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和41岁才中状元的张謇。他们三人都从北京来到上海,开始和晚清政府保持距离,思考中国的新的出路。张謇是南通的大商人,他到南通兴办实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企业家。张元济起初是到南洋公学做老师,主要负责教材,由此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几个老板。张元济委托他们印南洋公学的一些教材,在这个过程中,他灵光闪现——要改变中国,政治改革这条路走不通,但可以从教育、文化角度进行。第一步就是编新的教材,他干脆自己入股商务印书馆。而最初只是一个小小印刷厂的商务印书馆也由此慢慢转型,开始有了自己的出版活动。蔡元培较之张謇、张元济更激进,辛亥革命后担任了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把老乡鲁迅等等都拉到了教育部,后来出国留学,1916年底回国担任北大校长,开始了后来我们所说的新文化运动。”

 

“这三人一个经商,一个做出版,一个搞教育,他们都不做官了,但他们三个人对现代文化贡献比做官要大得多。”在陈思和看来,“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学而优则仕,古代读书人只有通过做官实现价值,也就是士大夫阶层。张元济、蔡元培、张謇的意义在于发现了读书人在做官之外的社会价值,这不仅是职业选择的问题,更是价值观的一种变化。“后来,慈禧太后曾经想把张元济召回,重新让他做官,但张元济没有去,因为他已经在出版界找到甜头了,做出版也对社会产生贡献,也能改变中国,为什么要回去做官?这就是价值观的变化。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这个岗位可能是出版,可能是大学老师或中学老师,也可能是医生、律师、新闻记者等等,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知识直接服务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1898年可谓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水岭。”而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更多人参与到出版业,及至上世纪30年代,福州路成为文化街,一条街上全是各种各样的书店,现代出版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结合得更加紧密。

 

据悉,“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还将邀请邹振环、周武、杨扬、董丽敏、汪耀华等专家学者,围绕商务印书馆120年风雨历程的多个侧面带来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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