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协60年】沙麟:我是如何向世界介绍上海与中国的?

【编者按】2016年是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60年来,上海友协本着“友谊、合作、和平、发展”的精神,广交、深交朋友,同世界各国人民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友好交流活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访问了数位改革开放后亲历上海对外交往的市领导,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1996年底,一封美国来信送到了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麟的案头。寄信的是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资深参议员比尔·布莱德利,他们联名邀请沙麟于1997年1月23日到27日期间出席在美国加州召开的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第四次亚太圆桌会议。

 

邀请信中写道,“我们相信,您在出席亚太圆桌会议领导人对话期间,将是一位富有价值的参与者”,“圆桌会议已经聚集起一个杰出的团队,与会领导人会非常乐于结识您,我们同时也希望,本次圆桌会议将会拓宽您在亚太地区的朋友网络”。

 

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是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智库,而其亚太研究中心主办的亚太圆桌会议是亚太研究的重要“智库平台”。会议创始于1994年,每年邀请约十位亚太各国政界“精英”,采取自由对话形式、不做记录、不带助手、不用翻译、隔绝媒体,直接就国际热点问题与各国关心问题展开广泛、深入探讨。

 

在沙麟看来,参加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既可以增进西方社会对中国和上海的了解和理解;也可以近距离观察世界,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的治理经验;还可以推动务实合作,为扩大经贸人文交流营造良好环境。

 


“欢迎美国人到中国走一走”


在舒尔茨的邀请信末,他还亲笔添了一句,“我仍清晰地记得几年前在上海与您进行的精彩谈话,期待着能在加州与您进一步进行探讨。”

 

舒尔茨所谓的“几年前”,就是指1994年2月20日晚,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沙麟在静安宾馆会见了来访的舒尔茨。在那次交谈中,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首批亲历者,沙麟向客人介绍了上海发展情况,这给舒尔茨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因为如此,在1996年,当斯坦福大学亚太圆桌会议需要邀请一位中国官员参会时,舒尔茨想到了沙麟,希望他能够继续给会议带来中国声音。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古老的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处在前沿的上海正经历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更新。数据显示,自1993年起,上海每年要接待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20余批次,访华的元首与首脑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要访问上海。

 

作为分管外事与对外经贸的副市长,沙麟利用各种对外交往渠道,把中国的声音、上海的形象以国际方式传达给海外。这其中既包括接待来访的各国政要,也包括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而赴斯坦福大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亦是其中之一。

 

于是,在1997年1月底斯坦福大学的亚太圆桌会议上,沙麟作了题为“跨世纪的上海:现实与展望”的主旨演讲。发言中他提出,中美双方应该增进了解,“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卫星侦察系统,可以看到地球上最微小的变化,却始终没有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十八年以来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极为深刻的变化”,中国有许多中小学生都知道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许多美国人却未必知道上海在哪里。

 

“美国新闻界热衷于报道一小部分人的言论,其实根本代表不了中国12亿人口的实际情况,欢迎有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沙麟说。

 

这一发言引起了共鸣。舒尔茨当场表示,急切地期待能重访上海,看看上海的最新发展。布莱德利参议员在进行会议总结时认为,有关中国的这些介绍和发展“是本次圆桌会议最有价值、最为精彩的一幕,它是会议成员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而与会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卢格参议员在会后给沙麟的信中说,“您所描述的上海正在迅速发展,令人印象深刻。您提到,全上海有22000个工地,全球六分之一的塔吊在上海,这让我难以忘怀,我期待能有机会访问您”。

 

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通过事实让外国友人自己得出结论,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办法显然效果更好。

 


“请你们别碰这条底线”


 

时间到了1998年1月底,舒尔茨再次发来专函,邀请沙麟担任斯坦福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除了舒尔茨外,其他委员还包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美国前防长佩里、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苏联前外长别斯梅尔德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等。

 

在沙麟看来,这一委员会是东西方沟通观点、思想交锋的重要平台,因此,可以通过发表体现中方观点的讲话、与有关政要私下的沟通,促进他们对中国所持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我也通过直接观察和交流,增加对中国外部环境的了解。”

 

基于此,沙麟先后于1998年10月18日至21日、2000年5月17日至19日和2002年5月1日至3日出席国际顾问委员会第六、七、八届年会。

 

在1998年年会的四大主题中,包括“预防性国防:与中国和俄国的接触”,而1996年正是台海危机之时。在讨论发言中,沙麟介绍了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他说,“中国的统一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历史信念和使命,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可能有任何的含糊。”

 

沙麟说,我们推动两岸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我们推动和平统一,但绝不会容忍任何分裂与“台独”的倾向。1995年到1996年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局势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请你们别碰这条底线。”

 

沙麟还提到了《日美安保条约》,“为什么想把双边联盟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台湾海峡?在中方看来,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企图阻挠中国的统一。中国对有可能将高性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引入台湾深感担忧,它构成了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干涉,将被视为美国阻挠中国统一制造的新障碍。”

 

沙麟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沙麟先生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其实是所有中国人一致的看法。只要中国人相信日美新安全指针的意图是保持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他们就不会接受它,而且他们确实有理由得出日美同盟是针对中国的结论。

 

一位列席会议的学者说,希望这样的精彩对话能够继续下去,继续听到沙先生发出的中国声音、上海声音。


“中国绝不是处在‘十字路口’”


 

新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焦点。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崩溃论”或者“中国霸权论”等声音。这时候,就需要有一种理性的声音,用一种国际上能接受的表达方式,既有原则立场,又不失灵活,潜移默化地做人的工作,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2000年5月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七届年会召开,主题被定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作为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沙麟受邀出席了第七届年会。

 

在位于恩锡纳厅的主会场上,面对不同的声音,沙麟作了即席回应。他说,人们谈到中国往往有两种评论,一种是曾经访问过中国的人,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商界领袖,还是原先从中国出去的人,他们每每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惊叹不已,认为难以置信;而另一种则是认为中国的困难很多,危机重重,国企改革、环保、腐败,诸如此类莫衷一是。

 

沙麟坦承,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转型、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从封闭到开放,不断扩大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引入市场机制,直至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地、但认真地从人治走向法治,发展民主制度,实施依法治国。

 

“改革不仅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进行,而且改革的动力也自外而内,将变得更加持久,加入WTO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正从政府主导的单一化社会向多元化变化,无论是所有制还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会上,沙麟提到了外界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不同看法。他说,渐进式改革有自己的优点,主要是保持了社会平稳,以较小的风险、较低的代价取得历史性的变革与发展,可是它也有缺点,主要是由于转制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导致不少问题,如强大的政府影响力,体制改革的滞后,“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过渡阶段中的问题,是经济建设过程中一个必然而又很痛苦的过渡阶段”。

 

沙麟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取决于改革,未来的发展仍将取决于深化改革,“问题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中国成功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自始至终在寻求改革,未来的发展仍将取决于深化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平衡,然后在这个前提下追求最快的发展速度。”

 

沙麟告诉与会者,“中国绝不是处在什么‘十字路口’,而是正处在一个通过改革和发展,实现民主文明和现代化的不可逆转的过程中”。

 

用沙麟的话说,“我能够亲历、参与、见证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当属真正的幸运者。”他正是用亲历者的切身感悟、参与者的真实可信、见证者的客观公允,在对外交往中自信而自然地以交流促理解,坚定又柔和地以沟通增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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